余瑞璜（1906.03.10-1997.05.19）
江西宜黄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国际一流的结晶学家，我国金属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192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1930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系助教，此后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开始了X射线物理学的研究。1935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在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创始人W.L.布拉格（W.L.Bragg）教授的指导下进行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研究。在做博士论文的实验中，发现了室温下NO3（硝酸根）的反常振荡。这一研究结果以《立方晶体Ni(NO3)2·6NO3中NO3（根）反常性状的证据 》为题于1938年发表在世界闻名的《自然》（Nature）杂志上。W.L.布拉格教授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介绍他到其父W.H.布拉格领导的英国皇家研究所去工作。正在这时，他接到恩师吴有训的来信，告诉他北平（即北京）沦陷，学校被迫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希望他暂时留在英国，进行X光金相学的研究，学成之后采购一批必要的实验设备，再回到西南联大创建清华金属研究所。赤诚的爱国心，令他毅然辞谢了去英国皇家研究所工作的机会，并缩短了在伯明翰大学的进修时间，在抓紧采购了西南联大所需的仪器设备后，于1938年11月启程回国。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到处是满目疮痍。余瑞璜用吴有训先生好不容易弄到的5 000美元采购的科学仪器以及自己的行李在运输途中全部丢失了。1939年1月余瑞璜辗转到达昆明后，吴有训先生没有责备他，而是向学校借了50元钱，为他购买了被褥，在昆明郊区梨烟村的三间草房里安了家；隔壁是村民的牛栏，到处是蚊蝇、臭气。余瑞璜不计生活条件的艰苦，刚安下家，就随吴有训先生步行几里路，来到大普及村，这里有几间刚刚盖起来的木屋，这就是余瑞璜和同事们将要建立的“大普及实验室”。余瑞璜说：“有木屋就可以了，余下的事自己做就是了。”吴先生说：“好！有这种精神就好。余瑞璜说干就干，很快就建起了X光实验室，并制成了中国第一个连续抽空X光管和X光结构分析仪。 他每天早起晚归往返在五六里长的田埂小路上；他说：“有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在田埂小路上解决的。”从1939年到1942年，余瑞璜在大普及实验室简陋的木屋里进行X光金相学等一系列实验，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果，1942-1943年仅在《自然》杂志上就连续发表4篇论文。其中《结晶分析X光数据的新综合（法）》和《从X光衍射相对强度测定绝对强度》两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章审稿人威尔逊(A.J.C.Wilson)教授在余瑞璜文章的启发下，用CuSO4做实验，又进行了改进，把结果发表于余瑞璜文章之后，未另写标题（这是极为少见的）；这就是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威尔逊方法”，其基本思想来自余瑞璜。这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晶体学杂志总编A.J.C.威尔逊先生于1978年6月5日在写给余瑞璜的信中说：“1942年在《自然》（
）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应称我们的文章，这是我最著名的文章，它被人引用的次数几乎等于我的其他文章被引用次数的总和。”同年6月27日，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李普森(H.Lipson)在给余瑞璜的信中说：“你是否知道，战争时期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快报，开辟了X光强度统计学的整个科学领域。”由于贡献杰出，1962年在世界结晶学界纪念“劳埃实验”五十周年大会上，余瑞璜是唯一受到赞扬的中国人，结晶学界的老前辈厄瓦耳(P.P.Ewald) 在X光结构分析发展史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之甚少，但知道那里有第一流的结晶学家，比如余瑞璜（S.H.YU）。”在《X光衍射50年》一书中，余瑞璜的名字被载入史册。该书的总编辑厄瓦耳(P.P.Ewald)在书中赞扬余瑞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晶体学家。余瑞璜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第一流结晶学家，为祖国争了光。
1946年7月清华大学从昆明迁回北京，9月余瑞璜一家人终于回到清华园；被安排住在清华北院5号平房。10月开学，11月5日正式上课。由于当时不少老清华的教师尚未返校，余瑞璜教授承担了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二年级的理论力学、三年级的光学、四年级的原子物理课他全上，还要兼北京大学物理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课，清华金属物理研究所也要搞起来。那时他十分繁忙，但感到生活很充实，愉快。
1948年8月应邀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讲学和做研究。当他得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后，1949年春在美国讲学还没有到期，不顾朋友的挽留和劝阻，怀着赤诚的爱国心回到了祖国。7月辗转回到了清华园，立即投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他注重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先后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康普顿二像静电仪、盖革计数器、第一支国产封闭式医用X光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10月余瑞璜教授肩负着创建东北地区第一个综合大学物理系的使命，从清华园来到条件较为艰苦的东北人民大学，任物理系主任。他带领师生员工，筚路蓝缕，为创建一流物理系而呕心沥血。为了争取办学经费，购买图书资料，向国外订购教学和科学研究仪器而奔忙；当年物理系资料室的1930-1952年的自然科学期刊杂志，有些就是余瑞璜从清华大学要来的；还争取到少许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支援的实验仪器；凭着他的执着和热情，中国刚刚进口的两台电子显微镜，其中的一台就安装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里。他深知办好物理系的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小型机械加工车间，以便加工自己设计的仪器；他从北京调来的吹玻璃实习生和金工技师为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承担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亲自参加课堂教学和实验室建设；当年在余先生指导下建立金属物理实验室的助教陈佳洱还清楚地记得，余先生和我们一起跪到实验台下面，修复电子显微镜电源，用毛刷清理电镜窗口的情形。1955年高教部拨给学校150万美元的仪器设备费，在讨论这笔资金使用和分配的会议上，余瑞璜主任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会上他一一列出拟建立的五个实验室所需的进口仪器设备名称、规格、美元报价，说得一清二楚，令人信服；讨论的结果，这笔经费绝大部分落到了物理系的名下，这对于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余瑞璜教授为物理系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5年5月余瑞璜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2-1957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主任，1979年9月任吉林大学物理系第一系主任；1981年任名誉系主任；曾兼任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部主任、校委会常委；曾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科研处处长、物理系主任、教授，东北地质学院物探系主任、教授等职。曾任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春市民盟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民盟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等职。
余瑞璜先生性格开朗、正直，坚持真理，对同事坦诚相见，有高度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吃尽了苦头；但是每次被批斗或劳动反省之后，回到家里洗把脸，又开始思考他的科研课题。1970年1月余瑞璜及家人被送到伊通县板石庙公社草皮沟村插队落户，东北冬季的农村天气格外寒冷，时常是零下三十多度，一间闲置三年的茅草屋成了余瑞璜的新家。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时间全部归自己支配，成了他搞科学研究的“大好时机”。
他以极度平和的心境看待政治上的失意。在社会环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失去了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搞科研困难可想而知，他转向了理论研究，开始研究多年思考的课题。在没有实验仪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凭借一台（机械式）手摇计算机和算盘，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一种新的固体电子结构模型的理论——“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终于建立起来了，它给出了计算晶体价电子结构的更为简单的新方法。
余瑞璜说：“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永不停息，科学地探求真理。”他坚持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为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拨乱反正之后，在担任物理系领导工作的同时培养了多名博士研究生。还担任吉林省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常委。
余瑞璜是科学界的泰斗，为国家、为民族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杨振宁到长春时总是要会见余瑞璜先生；1973年华罗庚来长春时，把余瑞璜全家人接到省委1号招待所亲切会见；严济慈、朱光亚、钱伟长、何泽慧等来长春时都到家中看望余老。2005年在中国物理学会出版的《推动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物理学——纪念世界物理年系列图片》中，余瑞璜被选入中国资深的杰出物理学家之列。
在吉林大学60华诞之际，余瑞璜的半身铜像在中心校区理化楼大厅中落成揭幕，以纪念他对科学事业和创建吉大物理学科的贡献。
当前位置: